當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縱論天下 > 網友雜談

毛主席會怎么處理鄉村女教師“說真話”事件?

2019-10-23 11:16:06  來源:紅色江山  作者:秦明
點擊:    評論: (查看)

  10月11日,25歲的湖南永順縣鄉村女教師李田田在個人公眾號“山花詩田”發表了一篇題為《一群正被毀掉的鄉村孩子》的文章,批評教育部門的形式主義檢查。

  一石激起千層浪,文章點擊才三千多的時候,就給自己帶來巨大的麻煩——當地教育局局長15日晚要求她連夜進城說明情況,同事與她不敢有任何牽連,出于恐懼,她沒敢進城而是主動刪除了文章;16日凌晨,學校領導推開宿舍門,要求其在縣里的答復上簽字,承認自己的目光片面與言辭過激,而她拒絕了簽字……

  該事件被媒體披露以后引起了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16日上午,湘西州委領導親自找李田田談話,并承諾對教育檢查的形式主義問題進行整改;下午,李田田轉告記者“我沒事了”,并發了一條朋友圈“今后,只想好好教書,致力于童話小說的創作。”

  筆者第一時間也關注到了這個事件,原以為事情到此結束,而據媒體20日報道,學校規定,凡來校找李田田的人須在門衛處登記,李田田的外出行程也要向校領導如實匯報。李田田的教學任務也被減半,從兩個班變成了一個班。

  這就是說好的“整改”?

  其實,李田田公眾號文章所反映的問題不僅僅存在與教育系統,例如,早幾年前公眾就熟知的“扶貧就是填表”。2018年,《半月談》刊登了《警惕!“痕跡主義”在基層流行,已成形式主義新變種》的文章,批評這種填表、擺拍、“留痕”、應付檢查的形式主義作風。

  然而,基層普遍存在形式主義的問題,并未因《半月談》這種級別的刊物的批評而有所改觀。青年鄉村教師李田田對形式主義“說真話”,反而給自己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當地有關部門的這種處置方式讓人心寒。

  通過李田田的個人公眾號文章,筆者對這位鄉村教師大致有了一個了解。李田田生在湖南湘西一個偏僻的小寨子,4歲父親去世;因為家貧,成績不錯的她讀了定向免費師范生,報考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原來還是毛主席的校友,當年蔡和森也是因為家貧讀了湖南一師)。

  善良的李田田并未因為家貧所迫讀了定向免費師范生、失去成為“社會精英”的機會而自怨自艾。她把她的愛心獻給了同樣是生在大山里的孩子們,白天和學生打成一片,給學生買了許多課外書,孩子們特別喜歡她,家長也喜歡她;晚上則是開始童話、詩歌和小說的文學創作。

  那篇《一群正被毀掉的鄉村孩子》,主要寫的是她所在的學校經常面臨一些教學之外的任務:去聯系貧困戶搞扶貧填表,為了應付檢查上課時間帶學生大掃除,以及各種形式主義的非教學任務負擔。學校教學主業得不到重視,她擔心這樣下去會讓孩子被耽誤。

  李田田的文章之所以一發出來就能夠引起共鳴,恰恰說明她所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而且是普遍的。別的教師不是沒有看到這些問題,不是沒有抱怨,只是敢于站出來公開直陳這些問題的只有李田田一個人。在一個普遍自私、冷漠的大氛圍下,李田田這種仗義直言的品質是可貴的。但在“領導”眼里,這無異于一個愛鬧事的刺頭。

  “領導”們不喜歡,毛主席卻是非常欣賞這樣的刺頭。

  例如,1954年支持尚在青年李希凡、藍翎評《紅樓夢》,1966年聲援北大哲學教師聶元梓等等。1968年,毛主席指出:“青年人要敢想、敢說、敢干,振奮大無畏的創造精神,不要被名人、權威嚇倒。”

  對于李田田所反映的這種形式主義問題,毛主席究其一生都是深有體會并深惡痛絕的。這里說的形式主義,特指在領導組織工作中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緊密相連。

  1929年,工農紅軍尚還是一個新生事物,舊軍隊的形式主義作風就蔓延進來了。紅四軍某些人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硬要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插進一個軍委。毛主席在當時批評說,“這種形式論發展下去,勢必不問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險將不可勝言”。

  1930年,毛主席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

  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大力反對主觀主義以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從而使這一概念廣為人知。

  1960年3月14日,山東省歷城縣委在關于貫徹執行省委關于六級干部會師到田指示的報告中提出,縣委及縣委各部門自1960年1月1日到3月10日的70天當中,共召開了有各公社黨委書記、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184次,電話會議56次,印發文件1047份、表報599份。縣級機關設立的臨時辦公室達22個之多,經常有100多名干部應付文件表報;全縣終日忙于填寫投送文件表報的人員近千名。縣、社領導機關和主要負責干部,也多被束縛在辦公室里處理這些文件,應付日常事務,對于上級指示,缺乏認真學習,對于本地情況缺乏調查研究,工作作風陷入簡單化、一般化。突出表現為“會議多,聯系群眾少;文件、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地組織工作少”的“五多五少”現象。

  毛主席得到這一報告之后十分重視,立即為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認為這種狀態,并非只存在于歷城一個縣或者山東一個省,很可能到處都存在;這種情況是不能繼續下去的,物極必反,全黨一定要創設條件,使這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走向它的反面;“五多五少”問題的來源,“不能只在縣,還在省與中央。關于省(市、自治區)的方面,請你們注意處理,關于中央方面,我們將采取處理辦法。看來一年要對這個‘五多五少’問題談兩次,至少談一次”。

  1961年,針對嚴重的官僚主義導致大躍進中出現了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浮夸風和共產風等現象,經濟形勢進入了異常嚴峻的局面。根據《毛澤東年譜》有關記載,那個時期,無論是開會、談話,還是調研,只要有時機,毛主席都會嚴厲批評基層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并就如何做好基層工作,破解形式主義難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961年2月8日晚,與江華、林乎加、田家英等談農村整風整社問題,毛主席講道:“一九五九年十月開了一次農業書記會議,搞了一套文件,沒有批準就發了。我對譚震林同志說,三年不要開農業書記會議。春耕生產指示,一年一個,形式主義,誰人去看,農民要餓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種?問題是要搞一些具體措施和辦法。”

  3月5日晚,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主席講道,“過去我們老是要數字,什么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夸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包括我們中央發的文件在內,也是那樣。”

  3月7日下午,與王任重談湖北農村情況時毛主席講道:“農村跟城市總有區別,農業跟工業總有不同,農業就不能像工業那樣來指揮生產,農業更不能用通電話的辦法來指揮生產,農村常開電話會議,布置任務,實際就是死命令,這可害死人。”

  3月13日上午,在給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等人的信中,毛主席寫道:“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3月13日,在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負責人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又講道:“現在,我要搞幾個點,幾個調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對城市問題我沒有發言權,想調查幾個工廠,此心早已有了。我和大家相約,搞點副食品基地的調查研究,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不是為了報表。報表有一點也可以,統計部門搞統計需要報表,可是我們了解情況主要不靠報表,也不能靠逐級的報告,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

  ……

  讀到《毛澤東年譜》的這些瑣碎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已經是68歲的毛主席是如何憂心忡忡、殫精竭慮,幾乎是手把手地幫助自己的同事們提高認識水平、改進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問題。晚年的毛主席甚至不惜放手發動群眾來根治官僚主義,這種嘗試也隨著他的溘然長逝而中止……

  如果毛主席遇到青年鄉村教師李田田撰文批評形式主義檢查的事件,估計又得加一篇按語發到《人民日報》上了吧。

  本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治理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契機啊!

「 支持紅色網站!」

紅歌會網 SZHGH.COM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您的打賞將用于紅歌會網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傳播正能量,促進公平正義!


相關文章
广西快乐10分官网安卓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