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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文學和政治的距離沒那么遠

2019-10-21 14:21:06  來源:青年思考  作者:青年趙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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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知識分子總是想把自己和政治因素劃清界限,總是以為文學藝術是一門高尚的、獨特的審美情趣。但只要學過文學史的話,就應該知道有這么兩段文學歷史:左翼文學和傷痕文學。這是典型的文學與政zhi相結合的產物,只是這兩段歷史截然不同,知識分子們對這兩段歷史的解讀也截然不同罷了。

  最近一段時間,筆者讀了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隨意瀏覽了一下網友對丁玲的評價,感覺有一些分化,有人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作家,有人卻將她到延安去作為她的分割點,認為她去延安之后的作品不純粹了。

  壹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有多重要?

  不知道在網絡上隨意跟風評論丁玲的人有沒有讀過這本小說。讀完這部小說之后,筆者覺得丁玲的文學素養很高,這本書的前面列有主要人物表,計三十六名。寫人物當然是小說家最主要的藝術手段,丁玲寫的這三十六人,雖不能說個個是深刻重要的文學典型,但她把當時北方鄉村中的各色人等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看到他們是怎樣生活、怎樣思想、怎樣活動的,他們怎樣在歷史中加進自己的力量,他們的這份力量無論是正面的反面的,無論是大些的小些的,都是參與了歷史,歷史就是人們合力作用的結果。

  了解我國革命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土地改革對于我國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可以說,沒有土地gai革,就不會有那么多農民對共產黨的支持;沒有土地gai革就沒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深入人心。正是因為有了“打tu豪、分田地”,農民才從上千年來地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農民才能吃飽了飯;才能回過頭來支持讓他們吃飽飯的共產黨;才能在共產黨的教育下以讓全天下受苦人都吃飽飯為自己的理想……

  但和很多年輕人一樣,筆者不喜歡假大空的歷史。只要稍微動腦子思考一下就知道土地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固有的思想不容易被打破,原有的生產關系不容易被瓦解,共產黨沒有那么神乎其技。那么我黨到底是通過哪些工作讓千百年形成的地主制度一步步瓦解的呢?如今的文學藝術似乎少有展現這一段歷史的作品,那如果想通過一個豐富的寫實文學而不是枯燥乏味的史料數據來了解這段歷史的話,左yi文學作品就是個很好的選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個很好的選擇。而至于為什么現在鮮有文藝作品敘述土地改革,這就是另一回事了。

  丁玲的這本小說生動細致地描寫了一個村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樣一部小說或許比萬千的社會調研更能直觀地告訴我們,農民們考慮的是什么,農民們擔心的是什么,農民們掛念的是什么。

  一九四六年至今,六十年過去了,小說作者丁玲和她寫的書中的許多人物,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其人與骨皆已朽矣,但這本小說仍在,它因為文學現實主義而不朽,直至人類作為宇宙現象的消失而同歸于盡。小說所描寫的歷史事件(在反封建意義上的土地改革),距離我們其實并不遙遠。

  貳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到底講了什么?

  丁玲通過描寫暖水屯這樣一個普通村莊的土改運動,從發動到取得初步勝利,真實生動地反映了農村尖銳復雜的jie級斗爭,揭示出各個不同jie級不同的精神面狀態。

  1946年夏,中共中央關于土改的“五四指示”下達不久,土改工作組來到暖水屯。組長文采是一個自以為是、主觀任性、作風武斷的知識分子,他一到村就決定第二天召開群眾大會,關起門來寫講話稿,在會上一講就是6個鐘頭,大人聽得懶洋洋,加上小孩子哭哭鬧鬧,結果大會毫無效果;張正典則暗中搗亂,使村干部人心不齊、群眾顧慮重重、運動冷冷清清。而地主們卻在暗中加緊活動,錢文貴最猖獗,他施美人計,逼迫侄女黑妮勾引農會主任程仁;他耍手段,企圖將群眾的斗爭鋒芒引向地主李子俊。在任國忠的恐嚇之下,李子俊逃跑了。農會發動李家佃戶,上門追索地契,李子俊老婆哭哭啼啼、下跪求請,佃戶們被軟化,覺得于心不忍,便紛紛離開李家,對李子俊的斗爭便失敗。

  工作組組員楊亮深入群眾,訪貧問苦,受到農民們的歡迎和信任;他與富有斗爭經驗的老黨員、支書張裕民分別聯絡干部們,發動群眾把全屯地主的果園都看管起來,統一收摘和出售地主園子里的果子,農民便得到了實惠,隨后又發動佃戶向地主江世榮要回地契,農民郭富貴帶頭與江世榮算租子賬,迫使江世榮交出地契。這些勝利大大鼓舞了農民,他們要求斗爭錢文貴,但遭到文采反對。

  在此重要時刻,縣委宣傳部長章品來檢查工作。他原是第一個進暖水屯的八路軍戰士,對村里情況較為熟悉,他一進村,農民們都找他反映情況。在他主持的會議上,他支持楊亮、張裕民的意見,決定發動群眾,斗爭錢文貴。斗爭會上,群眾有苦訴苦,有冤伸冤。最后,大會決定留給錢義25畝地,錢文貴其余的土地和財產全分給窮苦農民。錢文貴是村里“八大尖”的第一個尖,他被斗倒之后,群眾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并很快被發動起來,從而,使這場同地主jie級的斗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農民再接再厲,分得了地主的田地和浮財,一片歡喜。為保衛勝利果實,100多名青壯年組成的民工大隊開赴前線。工作組則回縣里去匯報工作和接受新的任務。

  這些都不是假的文學情節,而是極為寫實的文學情節,是可以反映真實歷史的文學情節。缺乏經驗還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總是想著自保的狡猾地主、備受壓迫想dou地主卻又擔心地主重新翻身所以心情復雜的農民、斗爭經驗豐富依靠群眾的老黨員……不同階級、不同人物的性格轉變、內心動態、思想成長都在這一部小說里展現得淋漓盡致。

  從這個角度來講,左yi文學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相對于當時歷史的宏觀局面而言,一個村的土地gai革當然是太渺小了,但經過文學把它在紙上寫定,它就成了當時中國革命一個最樸素的視點,從中能看到整個的世界。越是往后,它將越有價值,就像生物化石對于人們的意義一樣。

  叁

  為什么丁玲能寫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讓丁玲下定決心要為底層人民書寫歷史的關鍵就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上,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剖析了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問題、歌頌和暴露的問題等。

  丁玲聽了毛主席的一番教導之后,決心到人民群眾的火熱斗爭生活中去自覺地向工農兵學習。1946年,丁玲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桑干河兩岸的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

  在溫泉屯,她走家串戶,訪貧問苦,與廣大群眾同呼吸,共命運,興致勃勃地和農民交融在一起,“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婦女們,那些積極分子,那些在斗爭中走到最前邊最勇敢的人們”帶給她“興奮"和“幸福”。她在農村火熱的斗爭生活中既轉變了思想,又吸取了創作的源泉,獲得了豐富的素材,同時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

  作家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基礎上,于1946年11月初在阜平一個小村莊開始了長篇的創作。

  在當時,除了丁玲,還有許多作家都是左yi文學的成員,包括快被表情包玩壞了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雜文、小說等作品針砭時弊、為底層百姓發聲,是文學與政治相結合的典范。魯迅先生強調文藝對社會黑暗面的暴露和批判,強調作家的世界觀和作品的真實性,這都是馬克思主義批評方法的主張,是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代表。

  而如果說這樣和社會實際如此貼近的作品要被評論為政治色彩過于濃厚,甚至因此被現代知識分子所鄙夷、否定的話,那筆者也只能呵呵了。

  難道說,不是反映社會歷史實際情況,而是脫離實際、為了諂媚一頓亂吹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不是深入社會、深入群眾創作,而是關在黑屋子里全憑想象創作出來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不是為了社會的進步、批判力極強,而是一味歌頌太平盛世、滿篇男女愛情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看來,如今的社會環境到底和延安時期不同了。那時候,知識分子一改歌頌才子佳人、帝皇將相的千年傳統,轉而把視線放在了沾滿泥巴的農民、渾身都是鐵銹的工人身上。對于精英、個人英雄的歌頌也轉而變成了對于集體英雄主義的高歌。千百年來默默奉獻的工農群眾終于在文學藝術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而現在卻對這個轉變充滿了鄙視,這到底是社會的“進(tui)步”還是作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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